过来人：回忆我的厦大考研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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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大概又到了每年报考研究生的时节了。近些时候，常常在办公室接到各地学生的电话，咨询本所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招生事宜。其实这些电话是打给本所研究生秘书的，但秘书大人不在的时候，常由我代劳了。接到这些考研学生一个个迫切的电话，常常会勾起我对本人当年不远千里、远赴厦门大学考研往事的回忆，那可是一段很有趣、很难忘的经历呀！

我1990年7月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北郧阳师范专科学校任教。这所师专地处家乡丹江口城区的边缘，离南水北调中线起点——丹江口水库6公里，离道教圣地武当山70公里。学校占地400亩，背靠绵延到汉江之滨的丘陵，地势起伏，绿树成荫，风景优美。师专的工作颇为清闲，既无普通中学的升学压力，也没有本科大学的科研指标。在如此轻松自由、毫无压力的环境下工作，除了体验到相当惬意的生活外，还会不自觉地让自己早早结婚生子。比我早一年分配到师专工作的一对原来华师教育系系友，他们当年工作当年结婚，翌年就生下一个可爱的胖女儿。这样的例子在这所偏僻的学校比比皆是。我们学校很小，教职工不多，大家都是熟人。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刚分到学校，热心说媒者便接踵至了；如果一个青年人过了25岁还没有结婚的对象，那便成为全校同情的对象；如果一对小夫妻结婚一年多还没有生儿育女的“动静”，那一定会成为举校议论的重大事件。

在如此好的环境下，我早早结婚生子也就顺理成章了。很多年后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师兄吴岩老是批评我“早婚早育”，可我从没后悔过。认识女儿她妈以及后来生下我可爱的女儿，肯定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成果了，而这个成果就完成于郧阳师专。

言归正传，说说考研的事情。说我当时考研究生的动机是为了“学术”，为了“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事业”，那纯属瞎话。说实话，我想考研究生就是觉得生活有点无聊，想换个环境。那时，我在教育学教研室工作，除了每周上6节教育学课之外，别无他事。业余时间，我除了到图书馆翻翻杂志外，还偶尔给一些健康卫生类小报写一点“孩子常做恶梦怎么办？”“男孩女性化怎么办？”之类的小文章，骗一点稿费而已。女儿她妈比我忙一点，除了给学生教“普通话”(其实就是教拼音aoe)外，还兼任“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干事”的重任，常常被邀请作学生演讲比赛的评委，还负责给所有拿普通话合格证的学生盖章。为此，她颇有些成就感，但我看她的工作毫无技术含量。每天下午不到4点，她就跑到我们住的筒子楼前喊我：“打球去！”于是，我们便去办公楼前的空地打羽毛球。乒乓球也是我们的主要运动，只是我输多胜少。那时的朋友很多，我们常常做一桌菜，请朋友同事到寒舍一聚。有时没事情干，我们就骑个自行车到城区乱窜一气。

说心里话，我有时还会很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逍遥生活。特别是我们学校离父母近，我们每周都回家和父母团聚，父母偶尔也会上来看我们。那真是一段再也无法复制的美好时光！

可是人总是难以满足的，特别是年轻人，总是对未来充满着各种幻想。师专的生活虽然轻松，但当我把教育学重复讲了十几篇以后，便对这份工作感到有些乏味了，用现在的术语叫“职业倦怠”吧？当时，我在小报上的“豆腐块”发了不少，甚至还有读者给我来信，请教我“他的孩子得了儿童多动症怎么办？”可我知道我的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研究，充其量就是“科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后来干脆不写了。于是，在女儿她妈的提醒下，我想到了考研。没想到，我考研的过程一波三折。

1992年本是千载难逢的考研机会，因为我前一个学期都没安排课程，可是我自己自告奋勇响应江总书记的号召，到郧县柳陂镇朋儒店子村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放弃了这次考研机会。出人意料的是，和我一起在郧县社教住在一个房间的汪际边“社教”、边复习，竟然当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凝聚态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这事情对我颇有激励作用，1993年我便报考了北京大学高教所研究生，为此我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单单中外教育史的笔记就整理了几大本。可是，当我信心十足地跑到140公里外的十堰参加考试时，命运给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考前的那晚，和我同住一间的刘海平老兄(他考厦门大学高教所)不停地和我聊天，我提醒几次都没用。后来，他睡着了，我却睡意全无。想到第二天要考试，睡不着怎么办？便自作聪明地到门口诊所买了几颗安眠药服下，我从未吃过这玩意，且为了保证睡眠吃得有些过量。第二天被刘兄弄醒后，头晕脑胀，相当不舒服，连早饭都没吃下，就跟着他进了考场。当场是英语考试，我拿到试卷后，竟然长达十几分钟无法集中注意力，很想睡觉。我努力让自己清醒一点，可仔细看着满纸英文单词，却认不得几个。时间过去半个小时，我却连一个填空题都没做！我想，这下完蛋了，不如交白卷算了！考10分8分，还不如考0分，于是便第一个交了试卷。出了考场，一阵冬日的凉风扑面而来，我这才清醒过来，泪水夺目而出，我意识到自己这一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这次失败，让我好几个月都情绪低落。一起考试的刘海平兄也没有考上厦门大学，但他的心态比我好，一点都不沮丧，准备来年再考。同年的5月19日，我和女儿她妈终于举办了隆重而简朴的婚礼。婚后的日子平静而幸福，可是那个尚未泯灭的“考研梦”仍不时折磨着我。我又和北大高教所联系了。高教所办公室的陆小玉老师仍然是那么热情，给我寄来了当年的专业课试卷，鼓励我继续报考。就在我们向学校申请报考研究生的事情，情况发生了变化。学校领导对报考研究生采取了限制政策，我们教研室只给了一个名额，刘海平的申请没批准，我却幸运地被学校恩准。

于是，我毅然做出重大决定，改报刘海平去年报考的厦门大学！因为我在准备考研的过程中，读了一些高等教育学的书和论文，我发现厦门大学高教所才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革命圣地”，潘懋元教授才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龙头老大”！当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兴奋异常，马上按照厦门大学招生简章的导师名录，连夜给潘懋元、张燮、刘海峰三位教授各写了一封信。

我在给潘懋元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师专的教育学教师，拜读了您的《高等教育学讲座》以及《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等论文，对高等教育研究有了一点了解，非常渴望能够在您的门下学习”。并且在信中介绍了自己备考情况。

我原以为潘先生这样的大家日理万机，不大可能给一个普通考生回信。可我的想法很快证明是错误的。给潘先生发信不过十来天，就收到他老人家的亲笔回信。他的信整整写了一页。他欢迎我报考，并指点了复习事宜。他说，从我开列的读书目录里，没有看到关于教育管理学的书，建议要读一点这方面的书，尽管考试不考教育管理学，但对将来高等教育研究很重要。潘先生的信让我感动万分，终于明白：这才是我此生要找的老师！

不久我听说，厦门大学将专门针对本科毕业四年的考生组织一次“单独命题的研究生考试”，但必须到厦门大学参加考试，而且厦门大学还举办英语和政治的“考前辅导班”。我一点也不清楚这个“单独考试”是什么？但我听说有“考前辅导班”，便心向往之了。我认为，这是肯定是我最后一次考研，明年学校肯定不会同意我再考。这次到厦门跑一趟，就是考不上，也算游玩了一回厦门岛吧！

我把这个想法和父母、妻子说了，他们都很赞同。这时，妻子已经有了身孕，但她支持我考研的态度非常坚决，让我很感动。1993年12月15日下午3点40分，我携带数百元巨款，提着大箱子，登上火车，踏上远赴鹭岛投考的旅程。望着苍老多病的父母，看着身怀六甲的妻子，我忽然觉得此行很自私、很悲壮。

现在从湖北乘飞机到厦门，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可当年的我，从家乡到厦门，路上前后用了五天！我是15号下午从丹江口乘火车出发的，但那时丹江口的火车竟然只能坐到襄樊。到了襄樊，错过了去武汉的火车，天色已完全黑暗下来，我只好住进了15块一晚的东风招待所。这个招待所靠近火车站，楼下是数家彻夜放映的录像厅，喧嚣无比。可想而知，那晚肯定无眠。16号一早起来，坐上了开往武昌的火车，又用了一个白天。

当火车到达武昌的时候，已是傍晚。我急忙赶到售票厅，那里人山人海，根本就找不到北。一好心人告诉我，武汉从来就没有去厦门的火车！要去厦门必须经过南昌转车。可是，去南昌的票(包括去任何地方的票)当年在武昌火车站的窗口根本就买不到。这时有票贩子向我兜售到南昌的火车票，30元，虽然比票面贵了10块，但我还是买下了。上车才祝贺自己没有买假票，而且我的票比周围几个人的票都便宜。这一晚在火车上很舒心，靠在座位上睡了一会。

17号早上到达南昌后，新的麻烦又出现了。南昌去厦门的火车，隔天才有一趟，当天没有！十几年前的南昌比当年的武昌还乱，我实在不想在这个乱哄哄的地方再住一天。马上拖着大箱子赶往汽车站。但到厦门的班车早已开走！我只好选择去鹰潭的汽车。我高中学地理知道，中国有一条“鹰厦铁路”，鹰潭一定有去厦门的火车！我买了一张到鹰潭的车票，等了好久，车就是不出发！又过了很久，车站才宣布：因为人数不够，今天到鹰潭的车取消！这时已经到了中午，我一个人提着大箱子漫步在南昌街头，很无奈。我买了个面包，找了个空地坐下，打开沉重的箱子。当看到妻子精心为我准备的东西，书籍、衣服、毛巾、肥皂……一样一样的，都仍然整齐地摆放在箱子里，跟我跑了几千里，一点都没乱！我的眼圈竟然有些湿润了。亲人的爱就像空气一样，平时太平常太普通了，几乎察觉不到，可当你远离它的时候，才会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爱是多么重要！

下午，我再次回到火车站，买到一张去鹰潭的火车票，当晚达到鹰潭，在鹰潭教育局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坐上鹰潭到厦门的火车。这个火车慢呀！一路上停靠八九十站，晃晃悠悠了二十五个小时才达到我梦寐以求的终点站——厦门。这时已经是12月19日(星期天)上午的9点了。

我之所以花大笔墨描述当年到厦大赶考的过程，是因为我后来再也没经历如此不顺利的旅程。再就是为了“烘托”这样一个事实：厦门是我的福地，自从到那里后，我的人生旅程便忽然通畅起来！

12月19号上午10点，当我到达厦门大学的时候，好事就迎面而来。我在校门口用商贩的电话与高教所李泽彧老师取得了联系。他让我在囊萤楼高教所等他，我便拎着箱子找高教所，路上遇到马列部一位老教授，他说我跟他走就可以了。果然，马列部与高教所同在囊萤楼。上了三楼就是高教所了。李泽彧老师还没到，高教所会议室几个研究生正在打乒乓球，其中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研究生过来和我交谈。他叫邓耀彩，是潘先生的博士生。我对他肃然起敬，不敢多问什么。邓博士没嫌弃我，向我介绍了高教所的情况，提到王伟廉邬大光潘门两大弟子，并说自己原来是学化学的。

一会儿，邓博士进去打球了。又过来一个年轻人，比我长几岁。他叫周广庆，是历史系的进修生，准备考研。我们聊起来，竟然发现周广庆也出生在湖北丹江口！他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周老乡听说我刚来还没地方住，马上告诉我：“我宿舍还有一个空铺，我们一起住，一起复习吧！”哎呀，真遇到贵人了！我在路上就算了账，招待所最便宜也要30元40元，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还要交辅导费，那真是开销太大了。如今，竟然有人替我交房费啦，确实太幸运了。后来的事情更证明这个幸运，周广庆外语好，备考经验丰富，对我复习帮助很大。

又过了一会，李泽彧老师来了。他是个浑身充满活力的年轻教师，很热情。他告诉我，来这里复习，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我和周广庆下楼以后，这才注意到坐落在新校门边的囊萤楼，这座建于1921年的老楼，中西合璧、古朴庄重、气度不凡！我对她可谓一见钟情！

在政治和英语辅导班上，认识不少同来“单考”的考生，大部分是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尤以考MBA居多。只是英语辅导得超简单，个别来参加辅导的考生，英语也极差。如参加会计学研究生考试的赵某英语基本不会。有一天，老师发了题目，让我们阅读理解，我一看全文竟然都是最普通的词汇，就对坐在旁边的赵某说：一个生词都没有，这有什么训练价值？赵某指着一个单词chemistry，对我说：这个单词就很难！如此不正常的情况，让我不免对这次“单独考试”的性质产生了怀疑。后来我与其他考生的交谈中，才知道所谓“单独考试”主要是针对在职学生，要收费的，将来录取后，一年要交6000元学费呢！这个消息令我相当沮丧和后悔。因为对我这个月收入200元的师专穷助教来说，一年交6000元学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在后来又听说，“单考生”如果考得很好，特别是专业课要超过统考生的话，个别情况是可以不交学费的。这给我新的希望。

接下来的复习很顺利。英语简单不在话下，政治都早背得滚瓜烂熟，专业课也是轻车熟路，不用太复习。离考试还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写信给女儿她妈说：我已经没事干了！复习之余，我还认识了高教所的诸位大教授：刘海峰当时只有34岁，已经是正教授，年轻有为，儒雅不凡，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大谈科举学，令我钦佩不已。王伟廉当时41岁，是潘门博士大弟子，谈吐幽默，帅气逼人，就像今天的梁朝伟。魏贻通当时44岁，是高教所所长，为人宽厚，大智若愚。张燮、罗杞秀等老教授也待我很热情，给我很多指导。

我第一次见到潘先生是1994年高教所元旦晚会上。当天下午，李泽彧老师托人带信让我参加晚上高教所晚会，并嘱咐“一定要表演节目”。下午，我在宿舍就琢磨晚上要表演什么，表演之前说什么话，整整想了一个下午。晚上，我来到高教所，全所师生欢聚一堂。我与王伟廉老师坐在一起。来考博士的张应强也参加了。晚会开了一会，只见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精神抖擞地进来坐下。王老师告诉我：这是潘先生，今年已经73岁了。先生离我很远，我只能远远地注视着他。

晚会由李泽彧老师和“所花”郑若玲主持。节目很多很丰富，高教所歌星云集，刘海峰、王伟廉、李泽彧、张祥云等都表演了拿手的歌曲。青年讲师张祥云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云兄当年留着长发，男中音浑厚，潇洒。我的节目是清唱“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好像也马马虎虎。我唱歌前的讲话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特别我提到厦门大学高教所和潘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大贡献，以此简明扼要道出我的考试动机。据说，这个简短的几句发言颇受好评。会后，见到潘先生。他对我说：欢迎你来高教所！回宿舍的路上，我是与张祥云讲师同行的。张讲师告诉我，他是留校在高教理论室的，是江西人。人是讲缘分的，没想到，今天我和云兄成了兄弟和同事。

在厦大备考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快乐而幸运。后来的考试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的专业课教育学、心理学均取得88分的高分，单独命题的英语和政治分别为91分和89分。复试在笔试之后接着进行。潘先生、张燮先生、刘海峰教授以及高教所研究生秘书林金辉老师参加了对我的面试。潘先生问了不少问题，如当前师专教育存在的问题、应试教育问题等，我基本对答如流，评委们比较满意。临走前，刘海峰老师悄悄告诉我：听潘先生的口气，录取你不成问题！

1994年2月1日，我和周广庆一道从厦门启程返回家乡。同年5月，我收到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计划内公费生。又过了几个月，我终于成为厦门大学高教所的一员。

(补注：“单独命题考试”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当时研究生报考远不如现在这样火爆，往届毕业生报考者更少。为了鼓励有工作经验的往届毕业生报考，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重点高校实行“单独命题考试”试点。参加单独考试者必须是取得学士学位4年以上的往届毕业生，英语和政治科目不参加全国统考，改由各试点高校自行命题，但专业考试科目一般与统考生相同，录取者绝大多数是计划外委培或自费生。后来，这项改革因为被批评为“有违公平竞争原则”被叫停。笔者显然是这项短暂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查厦门大学高教所27年以来招收的数百硕士生名录，我是惟一一个通过所谓“单考”录取的计划内硕士生。)

本次选自剑河青青——lee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