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 - 话题

《今传媒》创办之初，已有较多的省级新闻传播学的期刊，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现在能够跻身于我国新闻传播期刊之林，且地位比较稳固，颇为不易。借这次调整栏目之际，我谈谈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建设问题。

　　国人知晓有新闻纸，可以上溯到183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文期刊《杂文篇》第2期发表的101字小文章《外国书论》和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3期上发表的332字的小文章《新闻纸略论》。

　　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知道了新闻纸，为了向光绪皇帝游说新政，写了不少文章，其中著名的是梁启超于1896年发表在上海《时务报》创刊号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伊始是这样一段话：“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同则陋，……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那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大众传媒，已经从党报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报纸根本没有梁氏所说的“通上下”的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满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各国政府均有有效的信息传达和反馈渠道，从未听说过他们了解民情主要依赖报纸。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传媒到了中国，一开始就被一帮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其功能中国化了，要求报纸成为政治改革的工具。光绪皇帝也正是在这种对报纸的认识基础上，力挺新式报章。

　　1899年，通过翻译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书《新闻学》，国人知晓有这么一个“学”。然而，此前梁启超关于报纸功能的认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不同党派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政治新闻学的传统。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1918年徐宝璜将在美国学听课学来的新闻学，用中国的语言和实例讲述，在《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加以介绍，国人才比较清楚地知道了学术新闻学的模样。随后，多位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学术新闻学的建设既定了基础，其代表人物首推戈公振；30年代的黄天鹏为整理新闻学已有的积淀做了许多工作。

　　然而，以救亡为主旋律的社会革命很需要传媒为其服务，于是，学术新闻学在中国没有获得较为适宜的成长环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在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很长的和平时期，仍旧统治了中国几十年。于是，中国的新闻学长期停留在“××性”的一堆词汇里转不出来。“新闻无学”油然而生，这怪不得谁，是历史情境造成的。

　　现在，我们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已经30多年了，一些新闻学的文章仍然停留在使用一连串“××性”的水平上，仍然用较多的政治套话填充新闻学的文章。这种情形需要我们检讨，如何回归新闻学的学术本位。胡锦涛2008年要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2009年提出“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可是到了具体的宣传部门和媒体，回归新闻学术的思维变化，似乎没有跟上趟。其实，新闻学的历史研究、业务研究现在已经相当学术化了，目前改变不大的是新闻理论。而理论带有指导意义，它的以不变应万变，使得新闻学给外界的印象，很难与其他有着自身系统专业术语和研究体系的学科并驾齐驱。

　　当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被政治化的时候，所谓传播学，只是作为批判用的一些油印翻译材料，知道的仅限于几位研究外国新闻业的老师。直到1978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发表首篇传播学译文的时候，译者还要加上一段大批判的话：它“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群众、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同年10月日本传播学者内川方美教授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方安排的翻译无法译出关于传播学的话语，因为翻译们没有这方面的词汇接触。

　　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它成为新闻学界的热门研究对象。其实，传播学不过为新闻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认识新闻传播的学术背景，它研究的是人类传播现象，视角与新闻学的差别还是颇大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总是被讨论，而且永远没有结论，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成立的伪命题。新闻学界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学系，仅仅在于研究的都是信息的传播，除此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传播学为新闻学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方法论和认识问题的深度视角。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与人文－社科的不同领域都有关联，新闻实践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同样需要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学”的联姻对于新闻学来说是有益处的。

　　可喜的是，现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正在全面回归学术，仅剩下新闻理论领域还有些僵化，需要再努一把力。为此，各新闻传播学刊物，有责任推动新闻学研究回归学术，拒绝套话空话文章，带头创造出一种良好的认真研究学术的氛围。

　　新闻传播学的期刊较多，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严格的学术性质的刊物；与新闻实践联系较密切的工作探讨性质的刊物。前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国际新闻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的《现代传播》；后者的队伍就庞大了，《今传媒》亦是其中的一员。

　　如何办好后一类的刊物？关键一点是要把握好学术研究与现实新闻实践中问题的结合，有一批能够对各种现实问题及时做出学术化阐释的作者（不论来自学界还是业界），这一点做好了，刊物可以在学界、业界同时取得良好的声誉，拥有较大的发行量。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而把重心放在收取版面费获得收益，也许刊物会有收入，但声誉就毁了。现在拿起一份新闻传播学的刊物，如果目录数页，均是密密麻麻的文章篇目，栏目设计比较随意，但厚度非凡，就不必费心看了，其中像样的文章很少。

　　这方面做得成功的是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它的文章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但是很有学术味，以业界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学术层次定位，文章能够给人以启示，对业界刚刚发生的问题及时跟进加以阐释，随时为最新的关于现实事件的分析文章调整编排。同时，能够提供及时而丰富的各种本行业的资料。做到这些，与编辑人员思想解放，有探讨问题的理论勇气是分不开的。思想不解放，不可能抓到新颖的话题，自然也就没有了读者群。该刊良性运转30年了，换了几任主编，但是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因而拥有大量的学界和业界订户，不但不收版面费，而且还能发出稿费。

　　《今传媒》已经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希望能够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的《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实践研究和适度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方面同时获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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