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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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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03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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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而负责的传媒》的目标是研究大众媒体在公共事件中对公众教育的角色，随着委员会对传媒质量和有效性的评估，委员会提出理想的传媒应该是:
1.对事情做真实、正确而完整的报道并赋予其意义，不但对事实报道，而真理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2.意见交换的论坛:应视大众媒介为一公正讨论的园地，形成一个交换、讨论及批评的场所。 3.呈现社会现实情况:对社会及团体的活动实况做出确实反映。正反两面都应顾及，不可失之褊狭。 4.阐明社会目标及价值标准:澄清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表扬社会上善良的一面，使社会大众建立社会高尚的价值标准观念。 5.充分随时供应消息:对社会大众所需要知道的最新消息，做最充分而周全的报道，使大众能透过报道对公众事务做出明智的决定。 书中提出了很多目前还在困扰着新闻媒介的问题:报纸媒介拥有权集中在少数个人和公司手中；公众利用报纸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渠道仍然有限；能够拥有和控制新闻生产的人不能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的要求。它并没有简单地批判当时的媒介环境，而是为新闻和报纸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提供了建议，被称之为自由出版的社会责任理论。传媒应该实现下列政治功能:提供信息、启迪公众以使公众能够自我管理、监督政府。传媒如果逃避民主的责任将会失去新闻自由，传媒应该以道德、民主和自我防卫来提高自己的表现。 50多年以后的今天，这份报告仍然对当今世界各国传媒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近年来许多国家新闻事业发展的事实来看，传媒从业人员守则的制定、传媒评议会的成立、各大报公评人制度的设立、定期专栏批评同业采访和写作之得失等做法，无一不受这本书的启迪和影响，这是社会责任论思想的具体实践。 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他是将实验心理学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夫兰应聘担任美国陆军总部心理实验室主任，率领专家小组指导和研究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战后回到耶鲁大学，主持“传播与态度改变课题”，出版了一系列丛书。霍夫兰对传播学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对否定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起到了很大作用。1946 年到1961年间，霍夫兰领导的“耶鲁传播与态度变迁计划”，完成了超过50项实验。他们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产生了一批关于态度问题的耶鲁丛书。1953年出版的《传播与说服》一书，描述了这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结果。 《传播与说服》中一系列的研究有这样三个特征:第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说服的定律。第二，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假设态度的改变是基于求变的动机强过不变的动机。第三，研究的方法为实验室的实验法。耶鲁研究并未使用传媒的讯息或宣传节目，而是使用人际的传播。少数几个研究曾使用到录音的演说和画面的文件，但无益于大众传播的设计。当时的研究学者认为，说服的效果可同时适用于实验和自然的环境中，而实验室的发现自然可以应用在大众传播的说服效果。 霍夫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类为传播者、传播讯息、阅听人以及阅听人的反应四个方面。在传播者方面，研究发现阅听人认为可信度低的消息来源较偏颇和不正常，但是，可信度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因为阅听人已经忘记了来源的身份，除非其身份再次被强调。就整体而言，态度的改变多是短期的效果。态度不难在接受信息后立即改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又回到原位。 有关阅听人的研究虽然不能定论，但很有趣。那些将所属团体的分量看得很重的人，不易受到与团体规范相左的说服信息所影响。在人格特质方面，自我评价低的人，容易受影响；而对他人抱有较大敌意或有精神性神经症倾向的人，则不容易受影响。 最后，研究者在探讨阅听人反应时，发现主动参与的阅听人，比被动参与的阅听人容易改变态度。 霍夫兰的研究在传播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研究焦点不在大众传播，但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了解说服的过程———这是大众传播研究中很重要的课题之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可信度、对宣传的免疫力、恐惧诉求、睡眠效果等等，都是引导后来研究的起点。 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 1948年，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是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书，不易读懂。为了使控制论的观念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维纳在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得人类在技术世界的环绕中更加有尊严、更有人性；而不是相反。 这本书从技术谈起，逐渐将视角扩大到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包括人类与动物不同的学习机制、语言的机制和历史、信息的组织方式、法律和传播过程的关系、传播和社会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语言中的曲解问题等等话题。在书的后记中，WalterA.Rosenblith评价自1950年以来，这本书深刻地影响了众多科学家、工程师、社会学家、政治家、社会政策制订者看待技术进步中社会变革的方式。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本将熵和信息传递的概念贯穿始终的著作，并以此作为观察其他社会问题的线索。读这本书将有助于从更为深广的层面上理解传播过程的本质。 维纳认为控制人们环境的命令都是人们给予环境的信息。这些命令和任何形式的信息一样，要在传输的过程中解体。它们一般是以不太清晰的形式到达的。在控制和通讯中，人们一定要和组织性降低与含义受损的自然趋势作斗争，亦即要和所讲的增熵趋势作斗争。 维纳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讯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完全相当。它们都有感觉接收器作为它们循环操作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二者都以低能级的特殊仪器来搜集外界的信息并以之用于操作中。 维纳区别了单向传播的“消息”和作为“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即信息。消息，只是从消息的发出者抵达消息的接受者的单向的过程；而信息，则是对一个消息刺激的反应的再提取。但是，这个过程显然不能无限地夸大，即不能以为获得消息的过程会忠实地反映外界的确切知识。事实上，维纳的反馈理论的意义就在于此。维纳认为，消息有天然的“磨损”倾向，有天然的“增熵”趋势，有增加混乱的必然。反馈的作用就在于同这个“自然的增熵趋势做斗争”。 信息的传输其实比实物的传输更为重要，主要是因为信息的传输是人的感觉和能力的延伸，可以从一个世界延伸到另外一个世界。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且在传输信息的过程中还伴随着人类所特有的人文的东西，人之所以有人的用处主要在于人有区别与其他物体和生物的道德、人格、灵魂、精神、记忆等精神活动，抛开这些来谈论信息纯属无稽之谈。 一个体系抵抗组织程度衰变的重要方法就是保持开放，这就是维纳的结论。不断地与外界交换信息(和能量)，调节体系内部变量之间的综合，抗拒组织解体的自然趋势，是保持体系充满活力的重要途径。 传播学对控制论的运用是普遍的，现代传播学中的制度、规范、法规、政策与管理，受众与传播效果等几乎所有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无不渗透着控制论的观点，控制论对传播学的重大的贡献是把反馈的概念引入了传播过程的研究，这对于认识人类社会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1987)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 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施拉姆当时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施拉姆编撰的《大众传播学》 194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传播学专业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因需求量太大，1960年又出了修订版。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施拉姆建立传播学体系的基础，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权威和引用最多的作品。 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可以看出，当大多数人对传播学这个学科还不甚明白的时候，施拉姆通过这本695页的著作从8个方面建构了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如此，这本书的权威性还在于几乎所有撰稿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除施拉姆本人外，包括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人。 施拉姆的学生、传播学者坦卡德曾经对施拉姆有过这样的评价:“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很重要，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这门学科得以完善。” 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我们欣喜地看到，施拉姆的预言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现实。 麦克卢汉的 《理解媒介》 《理解媒介》是传播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媒介研究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克卢汉的成名作。在这本书里，作者首创了当今习以为常的术语“媒介”，提出了今天的媒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概念“地球村”、“信息时代”，阐述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热媒介与冷媒介”的学术观点。 从1953年到1955年间，麦克卢汉主持了多伦多大学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与传播研讨会。同时，他还配合人类学家卡本特(EdmundCar鄄penter)创办了《探索》期刊。这是一本研究人类传播学的刊物。期刊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传播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改变人类感性和人类关系。考虑到识字和识字偏倚的根深蒂固，认为进行可观探索的最终方向是探索原始社会的语言和传播系统。这种研究方向，与麦克卢汉后来在《媒介即信息》一文中所说的研究媒介要与媒介保持距离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60年代，是麦克卢汉的理论成熟和高峰期。1962年，麦克卢汉出版了《古登堡星云》一书，对拼音文字和印刷术在感官和文化上的影响作了详尽的论说。 麦克卢汉的主要贡献是在传播媒介的研究方面，1964年出版的《媒介通论———人的延伸》一书代表了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最高成就。 这本书基本上概括了麦克卢汉关于传播媒介的主要观点，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媒介的定义、性质、特征、作用和分类的认识和阐述。 《媒介通论———人的延伸》全书分两部分写成，第一部分是理论阐述，分七个方面阐述麦克卢汉的主要观点，包括“媒介即信息”———定义媒介的一个新视角；“冷媒介和热媒介”———媒介分类；“过热媒介的逆转”———媒介的发展趋势；“小玩艺爱好者———麻木的自恋”———任何技术和发明都是人体的延伸或截除；“杂交的能量———危险的关系”———一种媒介是另外一种媒介的内容；“作为转换器的媒介”———媒介形成了人与自然世界的一个拟态环境；“挑战与崩溃———创造力的报复”———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 第二部分是具体分析，以第一部分的理论为基础详细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传播媒介。书中讨论的26种媒介，构成26章，每一章的小标题都用了一个比方。麦克卢汉陶醉于使用大量的隐喻来界定他理解的媒介概念。隐喻使艰深的理论和观点形象生动，但又使之晦涩难懂。从他对媒介与人类文明的广泛联系来理解，麦克卢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尝试用他的媒介观解释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他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新鲜有趣的历史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这份报告是隶属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研究委员会对世界信息基础组织结构和传播资源进行三年调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该报告倡导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主张通过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出版业发展，及更多的传播资源共享等措施来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资源不平等的状况。 “新世界信息秩序”(NWICO)的论争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NWICO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作为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孑遗和延续，现存的国际传播秩序维持并强化了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传播结构当中暗含的逻辑还构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模式，该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报告共分为七个部分。在简介部分，报告表达了传播作为基本个人人权同时也是所有国家团体集体权利的基本信念。从第二部分开始，报告分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委员会对世界信息传播结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最后部分则概述了一些调查未能涉及或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强化相互依存性，加强各领域的合作，采用国际的传播标准和手段，新闻的收集和分发方面需重视的问题，注意被忽视的信息盲区，更广泛的资金来源等。 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布莱德报告》既肯定了结构主义者眼中的国际信息模型，又介绍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自由主义主张。该报告在意识形态上尽力不偏不倚，在问题的分析过程中也更多地采取了微观而实际的视角。在同年的第21届教科文组织贝尔格莱德大会上，含改变信息不平衡、保护记者权益、消解信息垄断、保障信源多样化、尊重不同文化等建议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得以顺利通过。 《麦克布莱德报告》作为全面反映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的文件，在学术方面是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学派在承袭马克思关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益者无疑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少数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难以避免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跨国传播时代，信息和国家主权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信息主权”这一概念也逐渐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浮出，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弱国在其信息主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仅在政治方面受到压制，在经济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维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的整体性和统合性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信息主权问题的关注，又可以引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 该研究将“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简而言之，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以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的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人类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的抹杀和威胁甚至引起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警惕。 国家间信息鸿沟的加宽亦是阅读或研究《麦克布莱德报告》者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时至今日，《麦克布莱德报告》并没有丧失其重要意义:全球范围的信息结构不平衡如故，而愈加猛烈的媒体融合兼并浪潮以及强大的新媒体技术则不可避免地加深着南北双方的信息鸿沟。至今仍在定期召开的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宣布《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原则与主要提议仍如10年前那样意义重大，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也已超越发展中国家的范围，而扩展到了更加广义的全球层面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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